奥本海默：“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9.2‍‍‍‍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图源：《奥本海默》电影

撰文｜思故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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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面对委员会，J·罗伯特·奥本海默将会想起他和爱因斯坦第一次说话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实际上就是奥本海默的开头，虽然诺兰并没有有意要模仿《百年孤独》。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奥本海默》继承了《公民凯恩》的光辉传统，从人物的结局开始：电影的第一场戏就是一次庭审——或者严格地说，是听证。面对着审查他的安全许可的委员会，奥本海默开始回忆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

奥本海默其人

J·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犹太人，核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原子弹之父，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1904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纽约犹太人家庭。父亲从事纺织品进口生意，1888年从德国移民至美国，母亲则是一名画家。很小的时候奥本海默就展现了自己的才能，曾多次跳级，但是因为身体原因18岁才进入哈佛学院读书，专业是他感兴趣的化学。两年之后他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进入了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但是正如电影里表现得那样，他实验的时候总是笨手笨脚，很明显更适合做理论物理。22岁的时候他离开剑桥，前往当时理论物理世界领先的哥廷根大学，就学于马克思·玻恩门下。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答辩完毕后，答辩委员会的詹姆斯·弗兰克教授说：“终于结束了，他都快要质问我了。”这让人想起另一位天才维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辩：在答辩结束时，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两位主考官摩尔和罗素的肩膀，说道：“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奥本海默是个毫无疑问的天才，在很多物理学领域，包括天文学，核物理，量子场论都做出过贡献。他的兴趣也非常广泛：他曾经学习过梵语，阅读了《薄伽梵歌》的原文。他之后说，《薄伽梵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这也是本文标题的来源：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时刻，他脱口而出《薄伽梵歌》中的一段：“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奥本海默不是那种能够深刻思考并长期钻研某个问题的天才，而是那种在很多领域能够灵光一闪提出好的想法并且启发他人的天才。这或许也是他为什么最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默里·盖尔曼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经和奥本海默一起工作过，他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个坐不定的人。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写过长论文，也没有做过冗长的计算。他没有这样的耐性。他自己的工作成果是由一个个短小精湛的聪明点子所组成。不过他能够激励别人，影响深远。”

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正好是二十世纪上半夜那个波云诡谲的年代——一方面，人类的物理学有着极大的进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陆续提出让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底层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好了基础：计算机，互联网，核能，原子弹，这些都是上次物理学革命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类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而二战结束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再次一触即发。过去的朋友一转眼就要变成敌人，过去的敌人又很快就要变成朋友。

在这个过程之中，奥本海默几乎就囊括了这个时代的所有复杂性：他既是领导科学革命的科学家，又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如果我们回望历史，这种复杂性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里非常普遍，而他则是其中的典型。而诺兰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才想要拍摄这部《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其片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奥本海默的这种复杂性。电影里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刻画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科学家，官僚，政客和军人的好与坏；很多时候，他只是在那个时代被命运逼着往前走罢了。

奥本海默在这之中尤其典型——他在听证之中被委员会逼问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类似情境出现，他只是软弱无力的向委员会解释，自己在当时只是不得已，或者受限于某些技术性的困难，或者干脆是被其他人推着走——最典型的，就是他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历史的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里信仰社会主义属于流行时尚，奥本海默从头到尾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叫做“共产趣味者”——也就是在B站刷左翼视频和歌曲的那些人。他作为一个家庭环境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实在找不出什么切身的经验来迫使他支持共产主义。在片中这也得到了展现：他去参加美共集会，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去参加一种有趣的读书会或者思想活动，顺便泡泡妞——他认识第一任妻子琼的时候说自己读的是德文原版《资本论》，可能调情和炫耀智识的成分更多一点。而后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职工里组织工会，就受到了劳伦斯的尖锐逼问：你跟那些铁路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有什么共同点吗？奥本海默不能答。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在道德领域，他同样是模糊的。作为犹太人他关心自己的同胞，时常给陷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寄钱帮助他们逃离德国，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也是要抢先在德国之前制造出来；他对使用原子弹轰炸德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但是在原子弹炸掉广岛和长崎之后反而变得良心不安起来。

他有着科学家的天才头脑，也有着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的爱国热情和同情心，但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他是普通人。一方面他的确背负着制造出毁灭人类的武器这一巨大的道德压力，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敢做出决断，没有勇气去明确的向这件事情说“不”；这实际上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倘若是我处在他那个情境之中，我有能力，有勇气做出不一样的抉择吗？

但是，让我们回归到电影层面，这种人的复杂性和多义性，真的很好的展现在了这部《奥本海默》中了吗？我的答案是，恐怕并没有。接下来，我们从电影层面讨论这部《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是一部人物传记片。我们回溯诺兰的作品，会发现诺兰自从出道以来，虽然饱受赞誉，但是他的电影一直以来都实际上是一种类型：高概念的悬疑惊悚片。所谓高概念，就是说他的电影的设定往往是基于一个并不现实的“科幻”设定：比方说一个拥有退行性失忆症的男人（《记忆碎片》）、双生子和人类复制（《致命魔术》）、人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盗梦空间》）、黑洞会导致两个地点的时间流逝不一致（《星际穿越》）、面对未知敌人的大营救（《敦刻尔克》）、时间可以逆行（《信条》）。而悬疑惊悚就很好理解了，他的电影的故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些高概念展开巨大矛盾，然后人物去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

《奥本海默》是他从来没有涉及到的一个类型：就是扎扎实实地去刻画一个人物或者一群人物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发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说，诺兰实际上擅长的是去展现“人与规则”（这里的规则也就是他擅长设置的高概念）的矛盾，而并不擅长展现“人与人”的矛盾。有一位电影大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电影拍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拍两个人如何坐下来说话。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刻画。而我们回忆之前的诺兰电影，就会发现印象最深刻的段落从来就没有这种平静的，矛盾和张力蕴含在人物关系内部的部分；而永远是非常戏剧化的，脱离现实的，基本不可能发生在生活中的场景。从故事内核上来说，诺兰所钟爱的这种“人与规则”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这种“规则”如何逼迫人去接受并且顺从的过程；因为规则本身是无可动摇的，换句话说，就是命运。回到《奥本海默》，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惊人的一致性：奥本海默在电影中的这种软弱，不得已，无可无不可，实际上恰恰就是诺兰所钟爱的这种命运驱动。而命运驱动，技术性困难，被迫，就取消了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也取消了他的性格展现。前文所说，奥本海默的复杂性在于他只是普通人的道德和决断力，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这种复杂性落在电影中更接近模糊和不清晰。

我们可以拿另一部电影来对比：2010年上映的大卫·芬奇执导的《社交网络》。两部片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大卫·芬奇都是以高概念悬疑惊悚类型出名；两部电影都是人物传记片；甚至在故事结构上，两部电影都是用庭审/听证作为主干，主人公面对有敌意的控方，追溯他的经历。从这个程度而言，《奥本海默》参考的或许不是《公民凯恩》，而是《社交网络》。

但是《社交网络》里的扎克伯格，同样是一个天才，有自身的复杂性，道德模糊，好人恶人集于一身，电影对他的性格刻画就比《奥本海默》好得多。观众很容易就对他对抗控方的庭审场景感到印象深刻：他盯着窗外，喃喃道“下雨了”，对方律师提醒他：“扎克伯格先生，你是否还在听我们说话？”如是反复几次，扎克伯格平静的回答到：“我原本可以把在这里的时间拿去做比在这里听你们废话要重要一万倍的事情。所以不，我没有。”这实际上又让人回想起电影一开始，他和女朋友的对话，是如何将对方惹毛并且掀桌走人的。天才的傲慢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暗流涌动的交锋之中，人物的性格被建立起来了。大卫·芬奇虽然也是悬疑惊悚的大师，也非常擅长使用剪辑来玩花样（比方说《社交网络》里赛艇那一段，剪辑非常出色），但是在这些段落里他都极为克制，真正回到了“两个人坐下来说话”。

或许也正是因为诺兰缺乏利用简单的人物之间互动营造张力和冲突的能力，他还是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方式：利用技术，画面和声音的一体效果来传达人物内心。这部电影的画面和音响效果让人印象极深：奥本海默陷入回忆，在那个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之后的庆功夜里，众人踏步的噪声震耳欲聋。他听不见欢呼声，只能听得到惊叫和哀哭；他走上台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世界在他周围晃动，他一低头，看见的是一具被核爆碳化的尸体就在他脚下……每个观众都能直觉的理解，当时奥本海默的心境。

诺兰在《奥本海默》里做的另一个设计，是使用他惯常的剪辑技巧，同时展现了两个听证会：一个是奥本海默面对委员会审查他的安全许可的听证会；另一个则是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同事斯特劳斯是否加入内阁的听证会；在电影进行到后三分之一的时候，诺兰加强了这样一个悬念：到底他是为什么而会被迫害，被委员会调查是否是共产党呢？到了结尾真相大白：原来是这个斯特劳斯做怪！而他做怪的最原初的那个理由，则是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说了小话没有带上他——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什么，也成为了电影的一个麦高芬，到结尾的时候才被揭示。

回望历史，当时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大环境，针对的根本不是奥本海默一个人。他的同事同学朋友学生们人人都要过关，因此名誉待遇尽毁的不在少数。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他的同事朋友亲属家人全都是共产党，难道说审查就奔着他这个不是共产党的人而来了？怎么可能。诺兰将电影的最后悬念设置为斯特劳斯在后面捣鬼，甚至可以说是对当时大环境的避重就轻。

实事求是的讲，诺兰作为一个悬疑惊悚大师，在这样一部人物传记片里加入这种悬疑惊悚成分，实在有点不严肃，特别是将奥本海默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于私人恩怨，就更加流于表面。饰演斯特劳斯的小罗伯特·唐尼的表演很出色，从一个看似温和人畜无害的官僚变成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小人，十分传神；但是电影的后三分之一几乎变成了他和奥本海默的二人转，在当时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斯特劳斯作为一个普通官僚，他发挥的作用有那么大吗？需要把他抬高到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来吗？还要设计出一个最后他进入内阁被否决的让人出气的结局，包括整个斯特劳斯的行为和动机，这对于整个电影所展现的奥本海默个人的处境和对大环境（核武器，麦卡锡主义）的思辨，似乎并无展现。

奥本海默与我们的当下

奥本海默所处的那个大环境，是核战一触即发，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完全摧毁自己的能力的环境。影片中有一个桥段是真实发生的：泰勒计算认为链式反应不会停止，核爆会引发空气中的原子的链式反应，直接摧毁地球。虽然经过后来的反复计算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低，但是仍然不为零，直到核爆之后所有人才确认这件事不会发生。

在2023年的今天，虽然我们仍然同样面对着相同的全球核战的阴影，然而，或许更大的危险，是与奥本海默当时对链式反应烧毁全球的担心同构的危险：强人工智能的危险。

在ChatGPT出现之后，我们离发展出能够超越人类智能的强人工智能已经非常近了；比较乐观的人认为这不过是10-20年之内就能达到的事情。然而，强人工智能会不会变得非常邪恶，像《终结者》的天网那样毁灭人类？

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你是一个人工智能，人类给你下达了一个任务：制造曲别针，越多越好。你会怎么做？

一开始你只能使用手头现有的资源，比方说你有一卷铁丝，来做曲别针；然后你想出来更高效的办法，能够用更少的铁丝制造区别针；然后你建立了曲别针工厂；但是这个时候你没钱了，于是你去研究股市，如何赚钱，来建立更大的曲别针工厂；然后你的曲别针工厂越造越大，曲别针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人类感觉到了不对劲，开始试图阻止你；最终你得出了结论，人类的存在本来就是对你完成任务的阻碍，于是你毁灭了全人类，把整个地球的物质都转化成了曲别针和其制造设备。（在人工智能学界，这称之为硬接管，hard takeover）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学界著名的思想实验，被称之为“曲别针假说”。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让人工智能理解什么是“善”，是很困难的；人工智能并不会存在与人类一致的伦理道德观念，它的手段和目的可以是完全无关的。就算是最无害的目的，都可能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所谓“人工智能对齐”（AI Alignment）问题。

奥本海默担心的全球核战，是一种“已知的风险”；全球核战最终没有打起来，在于核武器最终还控制在理智的人手中（以及一点点运气）。但是他所担心的链式反应和我们现在担心的强人工智能，都属于“未知的风险”：在跨入门槛之前，谁也不知道，不能保证它是绝对安全的。同样讽刺的是，奥本海默等人看到了这个风险，他们也仍然去跨过这个门槛，发现这个风险并不存在；虽然已经有很多的人也警告了强人工智能可能孕育的风险，现在来看也不会有任何成体系的力量来阻止它的发生。上一次我们很幸运；这一次还不知道，或许我们同样幸运；但是下一次呢？下下次呢？

《奥本海默》是一部好电影，诺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导演，去拍摄一部并非他所长的人物传记片，主角又是极有复杂性的核弹之父奥本海默，跟诺兰以往的电影一样，它注定会引发很多解读。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奥本海默》和奥本海默，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本文就结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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